文|姚胤米
编辑|宋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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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清是从何时开始，围绕在豆瓣创始人阿北（真名：杨勃）身边的人们：员工、前员工、投资人、好朋友达成默契——不要打扰阿北和豆瓣。
离职员工群里，头几年大家还聊“为豆瓣惋惜”；后来，大部分人都接受了一个事实，叫“司各有命”；再后来，干脆变成了闲聊群，分享文章、交换思考、发红包。
谁知道阿北在干嘛？就连曾经和他工作过七八年、深受信赖的老部下离职之后，也从没和他发生任何对话。阿北朋友圈也一年到头啥都不发，“你不找他，他也不找你”，豆瓣前员工刘潇说，“这个人就完全沉寂了。”
过去五六年，时间在阿北一手打造的豆瓣上被拉得绵长。
豆瓣公司在北京酒仙桥的兆维工业园呆了十多年，那里可没什么“互联网氛围”。整个园区有做硬件的、有咖啡店、有小饭馆、有几间小型的影视工作室，还有一家生产工程材料的品牌霍尼韦尔，“大姨妈APP”曾在那儿呆过几年，公司变大后也搬走了。这几年，豆瓣产品也没发生什么大变化，每年两次“相对大”的改版，也仅仅是“家里换块窗帘那种级别”。
它就那么不紧不慢地盘坐在整个互联网市场里，安静得甚至显得诡异。它几乎不投广告，看不到什么明显的盈利点，最近一次融资还是十年以前；它也不做爆款，没有自己的大V——许多曾经从豆瓣上成名的影评人、作家、网红早就把主战场转到别的平台。
豆瓣又以一种不可替代的方式介入我们的文化生活。
每天，豆瓣为至少300万活跃用户更好的提供服务，并且用户量以一个很小的倾角保持每年增长。每当新的电影上院线、热门网剧被热议时，豆瓣评分会一次次成为一个人是否决定掏钱贡献一张电影票的标准。许多热爱读书的人通过豆瓣分享思考的成果。慢慢的变多的年轻人通过豆瓣小组和无数陌生人发生对话。很多人可能并不会每天打开豆瓣，但是却很难失去豆瓣。
该怎么去概括这个以书影音起家、陪伴上亿用户十五年的产品对于用户的意义？
2019年10月23日，豆瓣广播在停用一个月后重新启用。那天，豆瓣广播里到处是友邻们欢呼雀跃的庆祝。《四个春天》导演陆庆屹发了条广播，他说：太好了，明天大家又可以骂豆瓣了。几十分钟，阿北转发了这条动态。
这几年，阿北被塑造成一个“反商业社会”式的人物，而他又拒绝了一切采访，给他自己和公司都加了一层“结界”。了解阿北的人都知道，没什么理由能说动他。“如果这个采访能帮到公司呢？”——想都别想了，他可不在意这个。
我们曾经几次联系阿北，得到友好而坚定的拒绝。前员工们决定站出来前，也都有些犹豫。大家有一个共识：想保护豆瓣、保护阿北。阿北性格温厚，讲话时总是和声和气，从来不会用严厉尖锐的语言去批评一个人。
前豆瓣产品和技术VP耿新跃记得，有一次他和阿北讨论想法，讲了10分钟，阿北一直等他说完才开始说话。阿北只说了两三句，就把他前面十分钟全推翻了，而那个点在第三分钟就能推翻，“但他却一直没有打断，居然会耐着性子听完。”面对阿北这样的性格，员工们也不忍心跟他冲突。
阿北今年51岁了，4年前他有了一个女儿，生活扔过来一个新的锚点，让他把重心从公司上挪开。阿北现在每年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国内处理公司事务，另一半时间在国外陪伴家人。一位熟悉阿北的投资人说，几年前，阿北“被豆瓣消耗得很干很干”。
回归自然、回归生活状态的阿北，终于有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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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每一个APP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那么阿北想把豆瓣变成一个怎样的世界？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平面化的书影音社区——就像你用地图去看一个城市。如果你不去主动寻找，可能永远不知道这座城市里藏着那些会让你惊叹的角落。
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人生活在豆瓣里。每天，44万多人在“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组靠捡笑话过日子；1287个人相互鼓励，立志要“吃遍100种意面”；96个人期待着“过气码农再就业”；如果你走路很快（一个罕见的神奇特质），你能从“我走路如此之快以至于越走越快”小组里找到3558个“飞毛腿”；哪怕你的爱好特别小众，比如，你最喜欢的猫科动物是豹，还有654位朋友在“豹可爱”小组等着与你相遇。
也可能你根本没有加入任何豆瓣小组，但你依然能通过书影音的长短评里，发现几年前曾经有人在那里表达过和你相似的思考和感触。——那种喜悦是两个陌生人在精神上的隔空击掌。
很难给豆瓣的活跃用户做一个准确的画像：一部分豆瓣用户是热爱书影音的“文艺青年”“知识青年”；而另一拨人则主要使用豆瓣小组，他们更年轻，谈论以明星八卦为主的热点话题。很多人觉得，用户群的分化让豆瓣变得割裂，但在豆瓣员工看来，割裂才符合豆瓣的样子。——一个参差多态的城市。
阿北经常跟同事们讲一个类比：星巴克喝咖啡的人跟工地里蹲着吃盒饭的人，可能相隔只有几百米，但他们共存在一个城市空间，彼此之间被一堵看不见的屏障区隔。思考豆瓣的产品形态那半年，阿北深受“长尾理论”影响，他在豆瓣上的第一个用户名取作“郎太乐”，恰好是长尾理论“long tail”的谐音。他希望豆瓣也是这样一个能满足不同人群各种交流需求、同时又互不干扰的空间。
阿北经常用城市规划类比产品设计，《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一段时间内也成为豆瓣内“流通货币”般的存在。
在“产品经理”的意义还比较狭义、被视为“匠人”的互联网早期，阿北被评价为中国最好的产品经理之一。刘潇说，豆瓣在讨论一个产品构思时，不是像别的公司那样聊很实在、很落地的规划、细节，而是“聊着聊着就往很根儿上、很哲学、很抽象的方向去了”。比如，许多讨论指向最多的一个终极命题是：人和人在网络空间里如何交互？
一开始刘潇很不适应这种沟通方式，为此找了许多哲学相关的东西来读，“有这么厚一摞”，说完，他用手比出差不多一尺的高度。
很长一段时间里，豆瓣的产品能力在整个行业内很突出。刘潇说，当时豆瓣每出一个更新，所有人都在讨论“豆瓣为何需要这么做、背后的思考是什么”。
阿北对于产品策略的坚持理性又固执，有时也不被用户理解，在豆瓣上被用户“骂”过许多回。阿北多年的好友、互联网评论人keso说，“别人觉得他挺文青的，但其实他是特别标准的理工男，非常相信技术和数据。”在改版被骂这件事情上，阿北曾跟keso说，他只在意改动后使用量的变化，“数据上去了，那说明我改的是对的。”
在固执和坚持这件事情上，还有过一个著名case，它酿成近五年里豆瓣最大的一次公关危机。
2015年5月，豆瓣改版，将“豆邮”改名为“私信”。上线那天是一个周末，许多十几年豆龄的老用户因为这个改动“炸了”，人们说：豆瓣失去了特色！豆瓣在向大众化靠拢！还我豆邮！经过一个周末的发酵，事情已经渐渐脱离控制。
刘潇跟阿北说：“这事儿闹成这个样子，你得出面了。”
阿北不愿意道歉。
他是非常支持这次改版的，他认为“豆邮”是一个有认知门槛，融入成本比较高，改成“私信”是对的。
可用户还是不依不饶。同事们讨论了许多次，终于说服阿北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对用户们说：“豆邮”改“私信”是一个满心诚意的理性决定，但以我为首的理工男们显然低估了“豆邮”在很多用户心里的情感价值，并且沟通得差强人意。这是阿北少有的一次公开道歉。
最终的实际改动是——PC端恢复名称“豆邮”，APP端仍叫“私信”。
固执的阿北面对用户时有温柔的时刻。他最早的豆瓣头像是一张头上盖着块红布的自拍（实在让人怀疑他应该很喜欢崔健），某一天，同事突然发现他换了一张侧脸笑着的照片，同事问，阿北为什么换头像？阿北说，有用户说，原来那个太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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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是中国第一批完全原创的互联网公司，对于创业的回顾，阿北曾经表达过：别人做过、做得成熟的事情我们肯定不会做。投资人评价他：很骄傲、很清高。
很长一段时间里，阿北觉得“什么都不能抄”。
投资人说，一种抄是复印型的抄；一种抄是学习，做思路调整。
阿北听完，不说话。
有太多机会被阿北屏蔽掉了。
前豆瓣产品部陈爽记得，2012、2013年前后，在一间咖啡厅聊业务时，阿北曾讲给她一个用算法输出内容的想法，“有点类似今日头条”。她当时听完，就觉得“这个一定有市场”。但它最终“只是在阿北脑子里闪现了一下”，陈爽说，“他是无法走到头条这一步的”。阿北也很早就知道豆瓣同城、小组有做出一个陌陌的可能性，“但是他的认知会让他把这个想法关进小黑屋”，她说。
类似的例子很多，豆瓣有“我爱化妆品”、“这件衣服好看吗”等种草和分享小组，完全有机会做成小红书；豆瓣的下厨房小组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独立APP，创始人还是豆瓣的前员工；豆瓣FM风头正盛时，就鼓励用户上传自制音频，很像今天重新变得热门的播客。就连豆瓣最优质的用户资源——早年因豆瓣而积累起第一批粉丝的作家、影评人、编辑、豆瓣红人也都纷纷转到其他平台，成为大V。
曾经，豆瓣最接近“世俗意义上成功”的一个机会是豆瓣电影的商业化。电影团队在当时以2、30人的团队规模把电影票市场占有率冲到市场第二，“猫眼被我们踩在脚底下”，刘潇说。而竞争对手的团队规模可能是上百人，对于内部员工来说，这是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豆瓣内部曾有传闻，当时投资方“非常希望阿北能all in做电影票”，内部很多声音也支持这个选择，“好不容易赶上一个风口”。
但阿北迅速把这个业务停掉了，他给的理由是：卖电影票不赚钱。
“卖电影票当然不赚钱”，刘潇说，“以我早几年那个认知水平我都知道，但这明明是一个渠道把控的东西。”再回忆这件事情时，他的心态早已经历了“不理解——惋惜——无奈”的转变。以阿北的聪明和前瞻性，他不可能看不明白，“他就是不愿意赚这个钱，觉得这个活儿太脏了。”他说。
“脏”指的不是“钱的那种铜臭味”，还是姿态优不优雅的问题。做电影票意味着砸钱、铺人力，可能要把团队短时间内扩张到几百上千人规模。这种“堆很多人的、看起来劳动密集型的”事情，是阿北绝对不愿意做的事情。
这让商业化问题显化为豆瓣和市场的主要矛盾。豆瓣也有广告、也卖商品、做付费内容，但是他们都必须得符合“阿北想要的样子”。
“他想要的是什么样子？”
“（可能是）品质感”，刘潇说，“我听了就挠头”。
早期阿北对广告的要求特别高，“简直了，东挑西拣的”，keso说。在豆瓣广告最好卖的那几年，许多广告主找上门，阿北看了半天，说，不行，跟豆瓣的气质不合。keso劝阿北：“其实这应该是一个你不需要去顾忌的事情。”广告没有那么多完美方案。一个广告能让用户不讨厌？历史上就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但阿北就是过不去这道坎儿。
和行业水平相比，豆瓣的广告方案非常克制。耿新跃说，豆瓣制定的广告规则是：每天的开屏只开放1/4的流量给广告，同时，如果用户一天之内已经看过一次产品广告，无论再打开多少次，都不会再给他看这条广告。
几乎每个站出来和我们聊豆瓣的人都说，阿北并不抗拒商业，他非常理性，而商业属于理性世界。他只是执着于找到一个优雅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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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执着在产品上表现得就更突出了。
阿北对产品的参与度深入一切细节：从设计到界面甚至到对外展示稿的文案用这两个字还是那两个字，都要阿北亲自决定，他甚至会直接跳出来给产品经理们写算法公式。
豆瓣在开发APP时，阿北对logo的设计特别执着。当时，许多成熟的APP都是放产品名的第一个字，员工们也更支持用“豆”。阿北不干，认为必须要有个形象。讨论会开了很多次，消耗了很长时间，最后阿北决定，用五角星，代表豆瓣评分打星。
别以为到这里一个CEO在产品上的参与度就结束了。一颗五角星里也充满细节，角度、配色、大小，设计的具体方案“起码做了50版”。试了一段时间，数据上没受任何影响，最后他们又把它又改成了“豆”。
在刘潇看来，阿北纠结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没有意义”，他说，“因为它就没那么重要”。倒也不是说CEO就不该掌控细节，这圈子里不缺抠细节的CEO，雷军、罗永浩在这一点上都非常知名。刘潇只是觉得，每当员工默许了这种事情发生了，阿北又会投入过多的精力，“精力这个我们就没办法管理他了”。
阿北经常和员工说，“我不给你设限”，但在公司待过几年的人都知道，“那条线天然存在”。后来，员工们开始为了一个目标努力——突破阿北的限制。
有一次，阿北因为一个“他认为特别重要的问题”去找设计，刘潇看到了，“连忙冲过去”站在中间，“我要做那个中间的桥，避免他直接过多介入，设计不知道如何做。”他说。刘潇觉得，是因为阿北“非常认可自己能力，感觉自己什么样的问题都能研究得很透。”
他确实曾经无数次证明了自己能做到。
豆瓣从产品逻辑，到算法架构，完全是阿北一个人设计出来的，“真的是全栈能力”，刘潇说。直到豆瓣发展到第十年，底层逻辑有一些还是阿北最早写的，并且能很好和现有体系兼容，“一证明了他的前瞻性，二他的能力确实到那儿了”。
技术部门的员工经常吐槽阿北的代码——写得太野。所有单词之间不留空格，密密麻麻连在一起——不少早期员工都为此承受痛苦。在一次review会上，有人问，阿北，你为什么写代码不空格？阿北说，你们这个年代都有大屏，我那个年代屏幕太小，为了在一行里面写尽可能多的代码，不就得密一点么？
耿新跃曾经在豆瓣的代码仓库里改过一段阿北的代码，确实感觉“思路巧妙，不受约束”。当时，他要去修改豆瓣首页最近最受欢迎的书评的规则，阿北的原始代码里，没有用任何高深的数学知识，就用一个很简单的公式，但是他那个公式里面的那些参数，“如果不跟他聊，你就看不懂。”
耿新跃评价阿北：思考问题的抽象层次比较高。他记得自己第一次组团队时，曾和阿北讨论招人问题，他问：如果要从应届生里招产品经理的苗子，学什么专业的人会让你觉得最有很大的可能是个好产品经理？阿北“非常毫不犹疑”地答，学物理的。在阿北看来，学计算机科学的人想问题很容易想得太具体，学数学的又太抽象，而物理则正好在这两门科学之间。
阿北16岁那年获得全国物理竞赛第一名，被保送到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时，阿北留了一头长发，看上去“非常文艺”，喜欢技术，还自己组装过无线电台。从清华毕业后，阿北在美国加州大学一直读到拿了物理学博士，同门前辈里有好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IBM担任顾问科学家。
实际工作中，阿北和大部分员工之间会有比较大的gap。阿北的办公室只有一套简单的桌椅，一排架子，比较空旷。陈爽是一个爱思考、对世界有许多观察的人，但回忆起豆瓣的经历，她还是承认和阿北的许多讨论“总是会获得非常多发自内心的开心，或在讨论中被滋养”。她告诉我，在豆瓣一个常常会出现的场景是：阿北的办公室里站了一排人一起讨论问题，“只有一两个可以和他对话”。
“就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面。”她说。只不过，很多人虽然听不懂，但还是会被吸引，“阿北还是很有魅力的人，不是喋喋不休的那种。”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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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家公司的气质。从一开始，豆瓣的气质就像一个早被埋好的种子，跟着时间的推进，它逐渐显化为我们如今能看到的样子：比较文艺、清高、理想主义。
比如，豆瓣是最早使用Python语言的互联网产品。选择一门语言意味着选择一个社区。2005年前后，全世界大多数程序员都在使用Java、C++。Python在当时非常小众、时髦，热爱Python的程序员也被认为“具有一定的审美修养”和“技术格调”。另一个精英感的体现是：一直到前20几号工号，入职豆瓣的早期员工全部毕业于清华北大。大家都比较“不世俗化”、“理想主义”、“不反智”，刘潇形容那波人“看着就挺不一样，是对社会、对整个群体能产生直接影响的人”，他说，“他们是真的抱着改变世界的理想来的”。
阿北给公司选择第一个办公地点绕开了中关村、五道口这些互联网胜地，他选了798附近的零一商务楼，同一层还有一个机构，叫“黑白画室”，那儿的艺术生们总是因为清洗画材而把公共卫生间搞得“到处都是水”。
在豆瓣内部，员工们很少聊增长、数据、收益、指标这些话题。他们更关心文学、艺术、社科、哲学，关心人类的命运、思考人的本质。刘潇记得，有一个同事刚入职时，桌上放了一本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另一个同事刚好经过，瞟了一眼封面，说XX版本其实更好。“这种事情，在以前的公司简直想都不要想。”那同事感慨，而在豆瓣，“可能一半以上的员工对这个都有概念”。
许多早期员工在面试时都被阿北问过一个问题：如何估算北京市有多少辆出租车。这个有点“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曾得到许多有创造性的答案。也帮他找到很多有想法、有性格的人。在豆瓣，不管是什么岗位，大家都有很好的阅读素养和智识水平，还有人热爱音乐、组乐队攒演出、有人喜欢看展、有的是资深的戏剧爱好者。早期公司还定期搞Happy Day，工程师们下了班后凑在一起，曾经的一个娱乐项目是：在一小时内组装一台3D打印机。
陈爽形容豆瓣作为团队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学校。她甚至觉得，豆瓣作为一个“班集体”比她之前二十几年待过的任何班集体都要好：周围都是和你非常像的人、非常自我、很社恐、都很有自己的想法，比较有趣，相互尊重、愿意交流；大家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在一起非常开心，会发自内心地喜欢这些人。“豆瓣完全符合我所有对一个集体的人的美好的想象。”她说。
刘潇记得，刚入职没特别长时间，阿北曾拉着五六个产品的同学出去吃饭，饭桌上，有同事问：“阿北，如果不做豆瓣，你会做什么？”
阿北：“我可能会研究社会学。”
“你知道那种心情”，刘潇说，“别的老板都会说我会去做投资，我会做一个什么别的产品，就很CEO那种，追求商业上的成功。他兴趣完全不在（商业）那儿。”
豆瓣历史上曾经搞过许多“先锋性”的产品试验。最出名的是2010年的阿尔法城。
阿尔法城的定位是一个虚拟数字社区，从几条街道开始，拥有相似兴趣的人群会自主聚集、组织起来，从零开始建立一个社会形态。刚开始，阿尔法城吸引很大一批用户。但一段时间后，随着给吸引邻居、命名街道、投票等任务完成后，大家慢慢发现，在一个二次元的数字城市里没那么多事做。阿尔法城变成了“废城”，在2015年正式下线。
许多觉得阿尔法城是阿北搞的一场“线上社会学试验”。刘潇觉得，阿北是更喜欢去观察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
阿尔法城在内部立项时，并没有遭到“强烈反对”，前产品部门员工罗亚说，“大家心里其实是有疑惑的，就觉得你这个走得是不是太先锋了”。但这是一个“已经超出了大家的判断和认知范围”的问题，最后大家选择相信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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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北在他感兴趣的领域有敏锐的嗅觉。
早在07年之前，阿北就意识到推荐算法和个性化推荐将成为产品的核心。豆瓣的第二个工程师就是算法工程师，“这是一个非常超前的想法”耿新跃说。推荐算法成为豆瓣的核心竞争力。豆瓣FM团队在和网易云音乐或QQ音乐谈合作时，聊到技术，“他们都非常羡慕”耿新跃说，“甚至很多竞争对手去偷偷爬我们的数据，模仿我们的推荐效果。”
2010年前后，豆瓣内部在做虚拟货币，罗亚印象深刻地记得，阿北曾经往群里发了一条链接，“那是比特币的原始论文”。
早在2010年，阿北就曾经和keso讨论过豆瓣的移动互联网化。当时，阿北对未来很期待。他和keso说，豆瓣的前五年，用户越来越分化，他一直要去处理如何分配每个功能和栏目的问题，“现在好了，移动互联网一来，我专门给你做一个小组、做一个电影，不就完了嘛！”阿北说。他设想在未来，每个APP壮大起来后，专门找一个懂音乐的人来做音乐的CEO，找一个懂出版的来管读书。
“他想得挺理想的，觉得移动互联网特别好，头大的事儿慢慢都没有了。”keso说，“但没想到后面更让人头大”。
这个想法虽然在逻辑上没有破绽，但keso隐约觉得“有点奇怪”：豆瓣各个功能分别独立后，原本的品牌就弱化了。那个年代整个市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很多人认为移动互联网就是从电脑到手机的一场大型搬运。
豆瓣同时做十几个APP，力量过于分散，用现在的话说：中台能力跟不上。而整个市场也开始意识到要做成“超级APP”，包括阿里、腾讯在内的公司都快速转型，“很好地适应了变化”，keso说，这是老牌互联网公司之所以能继续保持优势的关键。
而阿北选择了继续坚持。以刘潇对阿北的了解，他判断阿北的心态经历了三个阶段：大家认为我错了；我觉得我可能错了，我要再试试；我承认我错了。“但是大家都认为我错了的时候，大家已经变了。”刘潇说。
2014年豆瓣年会上，阿北向同事们承认：豆瓣在移动互联网上错失了三年。他们要把一堆APP合成一个。
当时，类似豆瓣小组，团队内许多人希望保留一到两个发展很不错的、呈上升势头的产品继续发展空间。而简单直白的硬合并，还存在很多融合的问题。
但阿北很坚持。为了这事儿，刘潇没少跟他谈判，还“拍了两次桌子”。
可每一次，阿北在对面一直表现得非常平静、平淡。
实在没办法了，最后一次对峙，刘潇说：“迁移过来可能会流失1/3用户。”他想吓唬他。
“一半我都接受。”还是那副平淡的口吻。“我已经决定了。”
“明显是不计代价。”刘潇评价。离职时，他又一次和阿北复盘这个决定，他很直接地跟阿北说：“你当时就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姿态，丧失很多可能性，而保留更多可能性，这不是你原来最喜欢做的事情吗？”
听了这些评价的阿北还是那副平静的样子，看不出任何波澜。
罗亚觉得，豆瓣可能就不是一个属于移动移动互联网的产品。它有特点，但不够精确。他告诉我，豆瓣在整合时面临一个非常严峻而又难以回答的问题：豆瓣是用来干嘛的？他说，“如果回答不了，那你怎么说服更多的手机用户下载你？”
罗亚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也比较跳跃、抽象，是“一堆人中能和阿北对话”的那个。内部经过几次讨论后，拿出的答案是：兴趣社区。“这是在强行回答，其实还不够彻底。”但谁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当你做错事时，就会有这种感觉。”他说。
罗亚曾经试过再次跟阿北交涉这个话题，但阿北的反应，“既没有强烈的肯定也没有强烈的否定，也看不出他有特别强的积极性想要去解决”。他留心观察过，公司里还有几个意识到不对了的人，但是“谁也没有勇气、底气去推一把”。
于是，许多问题开始像黄豆一样，一颗一颗蹦出来。
2013、14年，豆瓣电影团队负责人黄福建离职，加入微票，团队里一些人也相继离开；豆瓣原广告团队leader黄亮和整个团队决定从豆瓣分拆出去，成为独立子公司。那是豆瓣有史以来最动荡的一个时期，前前后后，大概有将近一半的员工离职，公司从500多人变成了300多人。
2014年，豆瓣内部第一次有了明确的活跃度目标，整个公司第一次为了一个数字而努力。那个数字定得“也并没有非常难，不会说把任何一个人都压死”，罗亚说，“也就是油门踩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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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段时间，阿北变得很消沉。他还在顽强地做新的产品尝试。
阿北曾经抽调十几个核心产品去做新的社区，现在向媒体复盘，刘潇都觉得，“连名字是什么都不重要”。因为它完全就是另一个豆瓣，“只不过换了一种表达”，让整个外部形态看上去不一样。而阿北在上面投入巨大精力，很消耗，他不止一次在公司里说：“这是我最后一个产品”。
当时豆瓣全站给那个项目倒流，怎么也导不过去。市场环境已经变了。巨头和后起之秀们开始疯狂砸钱，铺渠道，高薪挖走一批一批年轻优秀的人才，豆瓣的比较优势被逐渐抹平。假如起步时间能更早些，或者更聚焦更有决心，结果或许会不一样。而阿北既做不到破釜沉舟，整个高管团队又缺乏一个对商业基础设施的认知。
豆瓣的领地被一点点分割。音乐版权竞争最激烈的时候，豆瓣被QQ音乐和网易云音乐抢掉份额。市面上提供给用户的选择也慢慢变得多，社交网络、社区产品慢慢的变多、越来越细分，一个人的表达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出口，许多用户也离开了豆瓣。
内部人也意识到豆瓣在变得边缘化。
有的离职员工曾经私下找过在头条工作的朋友，撮合头条收购豆瓣。事实上，张一鸣还真的曾经和阿北见过几次，聊收购的问题，阿北觉得张一鸣“非常理性、执行力非常强”，张一鸣觉得阿北“特别真实”。两个人对对方都有欣赏之处，但收购并未达成。
还有人劝阿北应该找一个COO，帮他管理公司。他和投资人见过一些人，但都不合适。一位熟悉豆瓣的行业人士分析，要做豆瓣，不能找纯商业的人；纯人文情怀的人，也没戏。前员工们也觉得这件事情在慢慢的变难，首先，找到一个能平衡商业和情怀、并且符合阿北要求的人是最难的；第二，假设真的找到了这样一个人，现在的豆瓣对他来说还足够有吸引力吗？
刘潇觉得，阿北一直在找一个“90分的人”或者“90分的答案”。有内部员工曾经直接劝说阿北，“你从小到大只得100分、永远是第一名。但是这个现实世界，很多东西是通过6、70分拼装出来的。”阿北听了，还是沉默。
这是他性格里的另一个弱点：他会回避矛盾，会不果断。一个棘手的问题推到阿北这儿，必须要他给判断，阿北就不回微信，不给deadline，或者说“我想一想，你们再商量一下”，“最后一拖就拖没了，或者下面的人商量商量，自己就给它抹平了。”刘潇说。
“反直觉的东西很多。”罗亚说。他曾经特别困扰，为什么豆瓣会是这个状态：看上去既不在意商业规模，也不在意用户体量。后来，他想到的答案是：或许，就像“水木清华”，它是一个组织，巧合地有一个网站，然后有一个APP。也或许，这就是阿北给自己造的一个“玩具”。
“豆瓣就不是一家公司。”他抛出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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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就不是一家公司。如果建立起这个前提，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顺了。
阿北曾经告诉过keso，在他一个人做豆瓣那年，第一个投资人来找他时，他跟投资人说，我不想要钱，我想把豆瓣注册成公益组织。投资人说，你去了解一下国内的公益组织。阿北这才知道从政策到商业模式，对公益组织都有很多要求和限制，在这个不现实的设想破灭后，豆瓣才恰好地成为一家公司。
过去十五年里，豆瓣曾经是很多人想要送钱的标的物。曾有一位资产规模很大的跨国PE几次求keso介绍阿北给他认识。三个人见面聊，PE跟阿北讲，豆瓣不要上市了，这笔钱我给你，你就像上市一样，“该干嘛干嘛，把规模做得更大就完了”。阿北没有表现出什么抗拒感，但也没有说很多话，“明显就是兴趣不大”。
对于这位多年相处的老朋友，keso对阿北的理解是：他更喜欢去创造和打磨一个产品。有时候他可能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也因此给人感觉好像还挺年轻的。”
这种天真、年轻也广泛存在于豆瓣员工身上。陈爽离职后到了一家更商业化的公司里，有一次，她碰到一个问题没怎么想清楚，希望跟老板讨论一下，但讨论两次后，感觉到“老板并不是那么兴致高昂”，她回去反思，“我还是太天真了”她想，“老板付钱给你是让你干活，让你给我解决方法的，不是跟你畅谈你的想法你的理想的。”刘潇也倾向于建议准备离职的同学到离钱近一点的公司，离活色生香的东西更近一点，可能对未来职业发展更好。
阿北可能失落过，跟着时间的推移，他也慢慢放弃了自己在产品上的偏执。他主动和员工们说，豆瓣很多产品方法论上的坚持，有一些理念是他自己的坚持，以后可以不用非得去按照这个严格地来。如果能证明一个设计是有道理的，就OK了。
如今，挚信资本是豆瓣唯一的投资方。挚信投过许多看上去不赚钱但对于这个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活很重要的项目，他们和阿北似乎达成共识：就让豆瓣以一种保持相对文化人的尊严活在中文互联网世界里。
现在的豆瓣大部分还是比较符合阿北想要的样子，它不去刺激用户、扔广告，用户在里面也比较自如、自在。那位熟悉阿北的投资人说，“豆瓣就像是一个比较自然温润的邻里，是一个社会里一个自然的存在。”
把时针缓缓拨回到15年前。阿北那时还没有成家，一个人生活在北京。他已经35岁，第一次创业刚刚失败，他想要重新做点什么。他喜欢读书、旅行、音乐，他走过许多地方，有很多想法和感受，他想创造一个地方，把它们分享出来。他打开电脑，把那些想法变成一行行代码。一个人在家里工作太孤独了，他就带着电脑在豆瓣胡同附近的星巴克坐坐。这个城市里各种各样的陌生人从他的身边经过，而他的电脑上，一个宏大而缤纷的世界正在建造生成。
2005年3月6日，豆瓣上线的第一天，阿北的心情就像“初为人父者听到自己的孩子第一声嚎哭时”那样，既忐忑、又不安、又兴奋。他一直盯着屏幕，不断刷新，刷新，一直刷到第二天天亮。这个在他脑子里憋了半年的东西竟然有人用了！“而且竟然能对人有用！”
在阿北的纪念豆瓣一周年的博客里，那个瞬间的幸福几乎溢出屏幕。 （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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